-----一起矿难的非典型善后

        “老崔到底会在哪里呢？”44岁的张桂花神情恍惚坐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念叨。她的妹夫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大小的山西省地图在查看。

    12月11日晚，在山西省侯马市中条招待所216房间，连日来悲伤、愤怒和疲惫使得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家庭妇女几近崩溃。她的丈夫崔禄庭自5日晚11点下矿井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这是矿难发生后的第6天，亲友们已找了6个周遍县市的殡仪馆，可丈夫仍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远在300公里外的长治市，指定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认尸点就设在长治市殡仪馆。

    12月5日23时15分左右，在山西省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由于非法盗采9号煤层的过程中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祸及2号煤层。当班井下生产人员128人，事故发生后38人脱险出井，90人遇难；矿方盲目自救入井37人，15人遇难，共造成105人遇难。很不幸,刚刚下井10多分钟，应该正走在前往井下2号层工作面巷道中的崔禄庭也成了105遇难者之一，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同班组的19岁工友郭帅（河北邯郸人）.、54岁的赵振杰（河北临漳人），35岁左右的张国强（山西洪洞人），他们四人的尸体至今还没有辨认出。 

噩耗传来

         53岁的崔禄庭原本是国营河北邯郸陶二煤矿皮带司机，2年前退休后到山西私人所属的新窑煤矿打工，每天井下连续操作8小时皮带机，可得报酬50元。

第一个通知张桂花的是远在张家口煤矿打工的工友刘春喜，当时张桂花正在陶二煤矿的家中正给一双儿女准备午饭。。老刘和老崔在陶二矿一起干了20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退休后老刘曾经也在新窑煤矿干过活。6日上午刘春喜得到消息就立即打听到老崔下井后生死不明，凭着他二十年矿山工作经验判定老崔是凶多吉少,但他给张桂花的电话里只是说老崔干活的煤矿出了大事故，老崔的下落还不清楚，告诉张桂花作好去山西的准备。电话让这位从湖北黄冈农村出来的家庭妇女一下慌了神，当晚11点终于和同丈夫一起干活的工友党虎堂打通了电话，从党虎堂那里得到消息让她最后的幻想几乎破灭:瓦斯爆炸时老崔确实已经下井，而且后来一直没有上来，还是准备准备到山西来找找看吧。

 

张桂花身体多病，两年前患食道癌做过两次手术，今年又被诊断出患了脉管炎。她的妹妹在邯郸租了辆救护车，一是担心姐姐的身体,二是万一准备着老崔真的遇难了也好拉尸体回家。听说爸爸出了事故,老崔的一双儿女也哭喊着要一起来，老崔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崔福庭也放心不下，请了假陪着嫂子侄子侄女一家人坐着救护车连夜就赶往山西洪洞县。

与此同时，张桂花远在湖北咸宁的姐姐、姐夫、湖北黄冈的弟弟、还有张家口的刘春喜、陶二煤矿的工友也是以前的战友孔有田同时赶往山西洪洞。不同地方的10个亲友，怀着同样一个心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8号上午张桂花一行就赶到了洪洞县，接待他们的干部手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侯马点 政协主席 任保家 电话：134671XXXXX”，让自行到90公里外的侯马市接受安排等候消息。所有河北籍遇难矿工的家属都被安排在候马市。侯马点善后处理小组设在金箔龙大酒店3楼，据服务员说，政府在这里开了3到5间房负责矿难的善后处理。

     8日下午，在侯马市遇难者家属安置点，张桂花见到了老崔的当班班长淮伍的，而淮伍的也正是得知老崔、老赵和郭帅的亲属的到来而特意从洪洞新窑煤矿赶到侯马。金箔龙酒店三楼住着负责善后的一名局长，在这里等待局长的时候，张桂花们认识了同样寻找亲人下落的郭胜利（郭帅的父亲）、赵深德（赵振杰的儿子）、赵振堂（赵振杰的弟弟）拖家带口等一群人，大家都因为不见亲人的下落而焦急。接待点工作人员态度极其恶劣，张桂花反复追问老崔遗体下落，该人极不耐烦居然说无法确认老崔在事故发生时真的就在井下。老槐实在看不过眼，起身告诉工作人员说：“我就是当班的班长，我作证崔禄庭当时确实下了井，也确实没有再上来。”该工作人员凶巴巴地吼：“你能为你的话负法律责任？”淮伍的大声回应：“我用我的命做担保！”

    9日凌晨1时许，接待站终于安排崔福庭去了候马殡仪馆，当时只让辨认了三具尸体，但没有一具符合哥哥的身体特征。 

爆炸那一刻

    淮伍的，55岁，河北邢台人，新窑煤矿河北工队皮带班班长，矿难发生时，他正走在井下2号层前往皮带机的巷道中。按照淮伍的的介绍，河北工队管理上还算比较现代，每个矿工下井时都要在灯房用工牌换矿灯，而灯牌和矿灯上都有一致的编号，不仅如此，在井口处还有感应器读取矿工身上的识别卡后录入进电脑，所以老崔等四人下井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

    老淮介绍，他所在的皮带班总共有8人下井，从井口到皮带机的巷道大约5里路长。一般情况下一过11点陆续就会有人下井上班，12月5日晚大约11点多，他进入斜井刚走了约有100多米，感觉风向有些不对，井下时常放炮所以当时也无法分辨是不是瓦斯爆炸，再往前走到配电站附近时井下停了电，一连找了三四部井下电话都打不通，用手机通知完段矿长和电工吴连增的时候，从采区过来的工人已经出现了中毒症状，走路摇摇晃晃，老淮招呼着工友拉了7、8个人赶紧跑回了地面。事后淮伍的反复核实，当时当班下井的8人中只上井了4人，崔禄庭、赵振杰、郭帅和张国强下落不明。

    而淮伍的分析坚信，这四名工友一定被埋在靠近9号煤层的巷道中，那里是2号层和 9号层的交叉口，每当遇到检查时，矿上都会安排人用钢板堵上通往9号层的缺口，再往钢板上煤块掩护。淮伍的分析，9号层发生爆炸，瓦斯毒气一定是从那里进入2号煤层 ，只要能找到一个，其余的就都能找到。

陕西洋县籍炮工张天强与老淮的说法完全一致，他当晚9点就下到2号层干活，11点多就听到一声闷响，起初他还以为是其他采区放炮，后来就停了点接着又发现空气味道不对，同时也听到有人喊快跑，于是他赶紧沿着斜井跑回地面。

         来自陕西省紫阳县红椿镇的尤大兴是个幸运者，当晚他换了衣服正准备下井，另两个工友叫他去喝啤酒，于是三个人打开一瓶啤酒边喝边聊，酒还没喝完就突然黑了灯，接着就听说9号层出了事。

    据记者了解，9号层瓦斯爆炸后，2号层曾有矿工向地面电话求救，因为工队里矿工之间既是工友又沾亲带故，所以立即就有30多人自发下井救人，因为平时就没有受过相关施救训练，导致在救人上来的同时又有人下井送了命。而矿上的负责人迟迟没有报警。6日凌晨5点钟，10多名愤怒的矿工们大喊着质问值班矿长孔会平：“你为什么不报警？” 直到矿工们动了手，孔会平才跪在地上，拿手机放在耳边哭着说：“我报，我报！”专业救护队赶到时，瓦斯爆炸已经过去了至少8个小时

                                      3000里认尸路 

    遇难矿工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湖北、重庆和山西。矿难善后处理部门按照遇难者所属地分别指定到甘亭（洪洞县）、侯马市和运城市接待并协助善后。所有遇难者家属都得到一张打印纸，上面分别列了7个尸体存放点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这七个点分别设在河津市、介休市、洪洞县、候马市、临汾市、运城市和长治市，按照最短串联距离，跑完上述七个地点和新窑煤矿矿区，至少也得跑上1500公里！不单遇难者的尸体存放在不同的7个地点，就连侯马接待站也把遇难者家属分别安置在不同的7个旅馆。

    多亏崔禄庭家来的人多，9号早上7点，孔有田去了河津市、下午又到了运城市。同时刘春喜去了长治市，崔福庭去了临汾市。几处反馈给张桂花的消息全是没有老崔的踪影。

    10号凌晨6点，张桂花由淮伍的带路、司机张师傅开着救护车从侯马出发，直接赶往新窑煤矿，此时的矿区因为一夜飘雪连山上的荆棘都挂着白雪，救护车到了矿区口无法上山，张桂花带着女儿儿子下车步行进了矿。在老淮的带领下，张桂花第一次来到丈夫的宿舍，眼前的景象让她和姐姐妹妹感到辛酸，四处透风的小屋子里摆了三个架子床老崔换下的衣服还搭在床头。丈夫宿舍里简单的几乎就没有什么遗物，除了衣服被褥，最值钱的可能就是一个电炉，一把炒勺和一把切菜刀。

    皮带司机是井下收入最少的工种，而且工队不管饭，如果在工队搭灶的话，每天的饭钱是14.5元，老崔为了省钱就自己做饭，听小商店的老板娘讲，老崔不单检拾啤酒瓶子，还经常在各工队的厨房外检白菜叶子。

    找到矿上善后处理组，起初矿上的人并没答应立即补发老崔的工资，张桂花找到矿难救援指挥部反复交涉，最后她领到了老崔36天的报酬1800元，这个数目正好是租用救护车从邯郸到达洪洞的开销，据包工头讲这还是把老崔5号出事的那天也算成了一天全勤。老崔的遗物简单得出奇：两包西红柿种子，几十粒豇豆种子，张桂花说自家门口开了一小块采地，

    老崔每年都会买菜种回去。一个小本子惟一写字的一页，短断的几行字让张桂花感觉简直就是遗言：“云南白药面是个小瓶，里面有个红球，X（兑？）酒最好，用锦（棉）球擦。计划崔健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准备考局技校。”老崔一直惦念着老婆的病和孩子的学习，崔健就是老崔的宝贝疙瘩小儿子，今年16岁正上初中二年级，父亲的遇难让两个孩子难以承受，姐弟俩抱头痛哭说爸爸的死全都是为了这个家。

    离开煤矿的时候，张桂花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山根下烧了老崔的西服和被褥，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张桂花说，老崔活着的时候过得就不是人过生活，如今死了还不能回家安息。

    11日，张桂花们终于承受不了每天600元的救护车租金，就退掉了救护车，司机张师傅回河邯郸没有空跑，拉了其他的家属认领的三具尸体回了河北，家属说每具尸体的运费是5000元。12日早，张桂花不忍心孩子跟自己伤心受罪耽误学习，央求着工友孔有田带着俩孩子坐火车回了河北。这一天，又有9个河北同乡领到了23万元的赔偿金。

                                      老实人崔禄庭

从张桂花、姐姐、妹妹还有工友刘春喜、孔有田断断续续的介绍中，记者拼凑起一个相对清晰的崔禄庭。

        今年53岁的崔禄庭出生在河北革命老区涉县。父亲在抗日战争年代曾担任过游击队的通讯员，解放后在区公所工作，兄弟三人中老崔排行老二，在他8岁那年母亲去世。1982年从新疆阿克苏复员后进入国营河北邯郸陶二煤矿，2005年办理退休手续，如今的退休工资每月700元。

   1987年矿上特意为大龄职工在《知音》杂志刊登集体征婚启事，远在湖北黄冈的张桂花就是这样与老崔相识恋爱直到结婚。在工友的帮助下，老崔在陶二生活区靠近水库的空地上盖起20多平米的房子，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虽然老崔收入不高，但婚后的日子过得开开心心。90年和92年一双儿女相继出世，从此老崔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生活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2005年10月，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的老崔就从河北来到山西的新窑煤矿继续下井工作。2007年中秋节，在张家口国营煤矿干活的刘春喜也放假回家，俩人在老崔家喝酒时，老刘说起中秋节矿里给职工发了一袋面、一桶油还有一包月饼，还劝说老崔和他一起同去张家口，老崔犹豫着答应说等过了春节。未曾想这个春节未到人却没有了下落。

    张桂花说：“每个礼拜他都打两次电话回家，每次最多两分钟，老崔最后一次电话联系是在12月3号下午，除了说起我的病况外还是关于两个娃娃。”

    按照张桂花姐姐的说法,老崔从8岁起就没有了妈，没有妈妈的家就不能叫家。所以老崔成家以后特别顾他的家。崔禄庭是毛泽东时代的人，宁肯检破烂也不会占别人便宜，从小受过苦才更知道节约，自从张桂花病了以后，老崔主动戒了烟。也许是老崔的正统思想影响到了孩子，12月9号那天，在侯马市接待点的遇难者家属因为不满要上街堵马路，崔健知道后怯生生地对妈妈说：“堵了马路万一有人有急事咋办呢？”                

                                                黑色的第13天

1988年10月出生的郭帅是淮伍的班组里最小的工友，遇难的那天正好是他正式在新窑煤矿上班的第13天。

        矿工之间的关系也是盘梗错节，兄弟朋友同乡五花八门，就拿河北工队来说，45岁工头袁清武原本也是河北陶二煤矿的职工，他手下200多矿工中就有20多人来自陶二煤矿，其中的工友党虎堂退休前还是通风处的支部书记。郭帅和大伯郭耀田之所以也到新窑煤矿干活，就是因为矿工高传瑞的介绍，而高传瑞的嫂子就是郭帅的姑姑。

     正是这种复杂的裙带关系，才有了矿难发生后，近50矿工打伤矿长强行下井救人又导致15人死亡的壮举和悲剧。

    现年40岁的郭胜利是郭帅的父亲，按说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却已经显得非常苍老。郭胜利常年在北京打工，他有三个孩子，郭帅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外出打工的妹妹和一个上初中的弟弟。郭帅之前当过保安也给人开过铲车，去煤矿打工事先也没有和爸爸商量，郭胜利得知后也没有反对，想着毕竟有哥哥和同乡照顾着，在矿上，郭帅和他的伯伯和同乡住在一个宿舍。

     6日下午得知儿子矿上出了事故，第二天，哥哥郭耀田打来电话说，郭帅被碰伤着了，他立即从北京动身赶到山西矿上，到了以后才得知儿子下了井就没有上来。哥哥告诉他，他下班洗完澡在路上还碰到正往井口走的郭帅，还问了句门锁好了没有，未曾向他竟然就是最后的告别。

    郭胜利还是不能相信儿子就这样去了。一连两天，郭胜利跑了洪洞、侯马、运城、河津甚至陕西的韩城。11日，在介休市殡仪馆遇到了洪洞县公安局局长，对方拿出8张据说是存放在长治市的无名尸体的照片让他辨认，但没有一张象他儿子的。在谈话中，郭胜利多次提到“三架三号”，原来那是郭帅灯牌的编号，灯牌在就说明人肯定已经下了井。郭胜利还没有把噩耗告诉老婆，他怕老婆接受不了现实，“早晚她都得知道，可要说也得找到孩子后，找不到孩子的尸首怎么跟她说？”

                                   六证俱全？五毒俱全！

            “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12月9日上午，在召开的国务院山西省临汾市洪洞“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国家安监局局长李毅中一句话振聋发聩。

     “六证齐全”成了矿主“五毒俱全”的遮羞布。初步的调查分析，暴露出新窑煤矿五大严重违法违规问题：

    一是弄虚作假非法开采。新窑煤矿获准的是低瓦斯的2号煤层，但自2005年该矿非法掘进9号煤层，并通过弄虚作假逃避监管。事故发生时，9号煤层有10个包工队在0个掘进头出煤，矿方非法使用的非防爆机动三轮车多达54辆。

     二是违规作业 以掘代采。非法盗采的9号煤层未进行瓦斯鉴定及自燃倾向性鉴定；没有正规采煤工作面，完全是以掘代采；没有形成独立的通风系统，属无风微风作业，没有安装瓦斯监测监控系统；井下矿工大多数没有配备自救器。

      三是严重超员 层层分包。该矿核定生产能力为21万吨/年，按照山西省煤炭管理部门规定，井下作业人员每班不得超过60人，但全矿井下工人多达447人。事故发生时，井下作业人员达128人，超过最高限员一倍多。该矿层层转包、以包代管，矿方将井下生产非法承包给了来自河北、重庆以及当地的4个包工队。在核查矿井人数时，竟找不到一份全矿的职工花名册。

    四是错误决策 贻误抢救时机。事故发生后，矿方没有及时上报，而是自行组织了37人盲目下井营救，致使其中15人遇难。发生爆炸的9号煤层和规划开采的2号煤层有壁墙封闭。2号煤层所受威胁不太严重，首批逃生者多数就是从2号煤层巷道中逃出的。矿方的营救选择从2号煤层打通壁墙通向9号煤层施救，致使9号煤层爆炸后的有毒气体灌入2号煤层。矿方直至6日凌晨5点多，才向政府报告。距事故发生已5个多小时。贻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五是疏于监管 打击不力。事故发生前11月下旬，县里、市里和市煤炭监察执法大队曾先后三次对该矿井下进行检查，没有发现存在的重大隐患，使其蒙混过关，最后酿成大祸。反映出在资源管理、安全监管监察上存在着明显漏洞。

        但是，12月10日记者在新窑煤矿的办公室，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的标题是“07年11月0号到矿检查”，下面罗列了9项存在的问题，其中三条提到“煤尘大”，而煤尘过大也正是此次矿难的主要起因之一。世上没有免费大餐，恐怕也没有免费的遮羞布。到矿检查是不是有关人员为增加遮羞布筹码而采取的手段，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这尚待纪检部门的调查核实。

       12月11日在矿区口，等车准备返家的几名矿工对新窑煤矿的成本及利润做了大略计算。他们说，吨煤卖价是570元，王老板分别以64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采煤的包工头，以40元／吨的价格包给负责三轮运输的包工头。包工头的价格里，含有开采设备的投入、矿工的工资、仓库材料费等其他所有费用。这样就形成一个倒金字塔式利益链，煤老板因为拥有矿山开采权甚至跨层非法盗采而坐收其成，包工头投资设备组织人力获取暴利，而矿工则是苦力冒着用生命换钱。新窑煤矿去年共产煤70万吨左右，老板一年利润至少在亿元以上。

 　有矿工说，承包出事的9号煤层的杨虎是洪洞本地人，他又把采区分包给来自重庆和湖北的10个包工队，去年底矿主王东海额外还奖励杨虎120万元再加一辆轿车。

    洪洞县从县城到乡村各处都可见到张贴的《悬赏通告》，分别悬赏10万元缉拿新窑煤矿负责人王东海、王宏亮。一名矿工调侃说，王老板的身价也标得太低了，因为矿工间盛传10月份王老板曾回过新窑煤矿，一次就转走资金1个亿！ 

          “我不要检讨，不要道歉，我只要我丈夫！” 

         12月9日，山西省代省长就洪洞矿难向国务院检讨，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向全市人民道歉。而几个月前，时任山西省省长的于佑军也曾就洪洞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检讨。一年之内，两任省长就一个县两次检讨在全国也是鲜见。

     就在省长检讨市长道歉的第二天上午，新窑煤矿的矿工遣散工作还在进行中。一群矿工在办公室外的空地上统计名单，一名穿军大衣的男子手握着崭新的一踏钞票过来，矿工们呼啦就围了上去，发现有人拍照，几名穿兰色警用短大衣的突然将记者围住，一矮胖男子示意记者出示证件，记者询问他的身份，他回答说是矿上干部没有证件。僵持之下，高男子拨通洪洞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晋庭瑞的电话：“不是说已经没有记者了吗？……”

    晋庭瑞让记者接过电话解释说，自9日国务院调查组成立起，设在洪洞县的新闻报道小组就已经撤消解散，目前已处于调查保密阶段，希望记者能够自行返回。他反复强调“不允许媒体象炒作黑砖窑那样炒作洪洞矿难”。事实上，7月间的黑砖窑事件与此次矿难有着极其相似的共同点， “层层转包，以包代管”是黑心老板获取暴利的共用手段。

截止12日，新窑煤矿的所有矿工全部遣散离开煤矿，除了大部分返家外，尚有少量矿工转移到其他煤矿亲友处等待再就业机会。

        12月12日一大早，张桂花、郭胜利、赵振堂和淮伍的们再次来到金箔龙酒店301房间，与一名副局长交涉未果，换来一名被成为局长的人，局长提议要不再到殡仪馆仔细辨认辨认，遭到家属的一致反对。家属们表现的非常理智，提议每家派一个代表去和更大的领导交涉。在四楼，负责接待的政协主席任宝家承认，现有的105具尸体中，尚有24具没有被家属认领，目前正在联系法医准备做DNA鉴定，让大家安心等待。楼上的交涉还在进行中，张桂花实在撑不住被人搀扶着下了楼。工作人员劝慰她说省长已经做了检讨，市长也道了歉，政府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张桂花哭着出了酒店大门，身后留下一句“我不要检讨，不要道歉，我只要我丈夫！”